谭克修:从阅读者方向出发的评论
诗人简介:谭克修, 1971年生于湖南隆回古同村。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系。八十年代末开始写诗。获过“中国年度诗歌奖”“民间巨匠奖”“十月诗歌奖”“首届昌耀诗歌奖”“”中国独立诗歌奖特别大奖”。谭克修是地方主义诗学的提出者和践行者,也是城市诗学的研究者和践行者。现居长沙。
有人说,诗是拒绝评论的。诗是诗人自己的体验。就像死亡,生者谁能说出死亡?就像性高潮,你感受到了那种美妙,但你永远无法用词语准确说出来,只能用高潮去感受高潮。你若想言说高潮,无论你表达能力多强,描绘多么美妙,不如我自己体验高潮。所以评论永远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。我们对一首诗能进行阐释的部分,通常是其概念意义或逻辑意义。这部分是透明的。透明程度与表达意图、准确度有关。对一首诗而言,更重要的部分,是其概念或逻辑意义之外的诗性意义。这部分是不透明的,只存在于诗人的阅读体验中,其美妙难以言表。一首诗传递的诗性意义越高级,对体验者的接收系统的要求也越高级。是所谓高山流水。没有人能接收到一首诗的全部诗性意义,无论他的接收设备多高级。它还会溢出这个时代所有人的接收设备。它还会溢出写作者本人想要传递的诗性经验,自作主张传递给未来时代的人。所谓诗无达诂。
或是基于类似的认识,一位资深诗人和我谈到,在写作中,他从不考虑任何阅读者或评论者的存在。他的诗集,大致可当成密码本,基本拒绝别人解读。我尊重他的做法,但我做不到。因为我没认为诗完全是一个人的事情。不然可以把诗在心里想一想就好,没必要写下来,出书,寻找阅读者。当然,极个别诗人,费尽心思把诗写下来,只是被诗自身带来的快乐和挑战所吸引,比如迪金森,海子,刚去世的南京诗人外外等。但我们身边所有这些能被别人说出名字的诗人,写诗的快乐,必然有与同道交流带来的快乐有关。何况,无论是朋友间的持续交流,还是偶发的即兴交流,不只是给写作带来快乐,它对我们认识当代诗的秘密,也是有益的。我和李锋的交流,目前为止,还只限于微信,已经带给了我不少快乐。
微信打开的奇妙江湖,会冷不丁从手机里送出一个蒙面客。李锋就是这么一位突然闯入我视野的蒙面客。2015年,诗人喜欢在微信群里交流。在某群里,李锋说花了两个小时读了我贴的一篇访谈《我来到万国城,不能说全是偶然》。稍后,在另一个群里集体评诗活动里,他在对一首乡土诗的众多表扬声里,发出了独到而尖锐的批评声。后来又读了他推荐的两位陌生的90后诗人作品,很新鲜。从文末的作者简历得知,这位突然闯入我视野的李锋,是一位生于1985年的年轻诗者。他坦言,在阅读我那篇访谈之前,只知道我的名字,对我的诗有些抗拒 ,很少阅读。但那之后,他基本把能搜集到的我的文字翻了个遍,并即时谈体会。这让我很感动。这个年代,任何一个诗人,要找到一个真正用心的阅读者,都要靠运气。随后他告诉我,准备评我的诗。对于这么专注的评论者,自然充满了信任,他选的诗我没有加入任何个人意见,期待他在自己的认知体系里选择喜欢的诗,让他有话可说的诗,进行他的创作。当时我已知道,就算我加入自己意见,以他的固执,也不会采纳。看他那一次性选评的10首诗,确实有独到的眼光,解读也精当。
李锋说,选评我的诗,是他最为挑战的一次,但也是幸福的一次。他发明了一个词,说我在写一种“技术密集型”诗歌。他喜欢我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取得的平衡。说多数诗人,都过于感性了。这个看法出自于他的口,让我有点吃惊。我印象里,他这种用心灵去感受诗意的年轻诗人,更喜欢偏向于感性的诗歌。其实,从实际写作经验来看,感性并不是那么好控制的,我的《万国城》系列里,有些作品被部分朋友认为过于感性了。但另外的朋友认为我的感性还不够。显然,每个人对感性和理性的的测度尺子并不一样。在有些诗人看来,诗歌过于感性多少会显得有些矫情,但多数读者还是会更喜欢感性的诗歌。这个问题,我曾在一篇短文里,用雌雄同体来比喻过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关系。或许可以明确说,对诗了解程度很有限的诗人,会更加信赖自己的感性。
一些一线诗人对当代诗歌批评是满腹牢骚的。他们为自己的杰作不被关注而恼火。有一种声音,说当代诗歌呼唤大批评家。他不能只做事后多年的总结工作,要及时发现或引领诗歌的潮流或未来。这显然不太明智。实际上,批评家对诗歌现状做出的很多骇人听闻的诊断,也多误诊。他们很难及时探测到一些走在最前面的诗人,究竟在干什么。对大诗人来说,走在评论家的前面,是其写作有存在必要的前提。他可能确实写出了堪称大诗人级别的作品,未能及时被认识。评论家没有义务跟踪还没被确定为大诗人的作品。研究那些还没成为书本知识的作品,对他们的工作而言也有风险。何况,重要诗人之所以重要,作品往往天然带有某种隐秘的源头性,对评论者持有的诗歌美学还可能形成冒犯,其深度和独特性,也可能天然抗拒某些草率的权威声音。你走的越远,对你诗歌有批评能力的人越少。那些走在前面的探索性诗人,成为某些正统理论话语之外的诗人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我也曾就批评家对当代诗歌的批评能力问题发过牢骚,后来想到这些,发现并没什么意思。一个诗人,诗歌写到某种程度,它可能就只属于你自己,和明白你在做什么的少数同行。三流作品在诗坛和公众里流行,以讹传讹,差不多成了常态。作品是否足够煽情,成为被叫好的主要指标。在我们的诗歌文化里,像菲利普·拉金这种严肃诗人的诗集,人们永远也不可能像英国人那样,涌入书店里寻找,把它买成一本畅销书。究其原因,可能还是得从当代诗的教育这一源头上寻找。很明显,人们一直被一些很差的诗教育。造成所有人对当代诗认识产生如此大的误区,功劳有媒体的一半,应该也有评论家的一半。对严肃的写作者来说,走的是一条当代诗的拓荒之路,一条人迹罕至的路,路上若能遇见一个像李锋这样用心的阅读者,评论者,当然属意外之喜。我一直把来自于诗歌同道的内行评论,视为一个人给我颁发的奖项。这次奖掖我的是一位小我十几岁的新朋友李锋,但他的奖掖值得我珍惜,里面包含了他对诗歌发自内心的爱,和他对诗歌近乎职业的态度。
部分诗人和批评家,正在把最好的批评家帽子送给诗人。但诗人也难以胜任最好的批评家。他们的诗学文章才华横溢,对诗的见解语惊四座,但诗人的批评,难免中自身写作经验和审美惯性的毒,不够宽容。我谈论别人的诗时,需要抛开自己的诗人身份,才能开嘴。不然,难免像某些诗人在背后发表的口头评论一样,把诗学异己者视为狗屎。要说,纯粹的诗人,拥有狭隘的视野,有其天然合理性。诗人完全可以只从自身诗歌的生成逻辑谈论诗。诗歌美学之间壁垒森严,非此即彼,诗人的论战多由此而生。这且不表。
诗人对评论家的牢骚里面,还有一种情况,就是诗人过高估计了自己。当代诗人里,自认为是国内最顶尖诗人的,保守估计也在三位数以上吧。我看到一些写作明显不入流的诗人,也把自己奉为举世无双的大师。诗人的狂妄几乎是普遍性的。还经常见到越是不太明白诗是怎么一回事的人,越是狂妄。都说诗人的屁股都是老虎屁股,不能随便摸。尤其是著名诗人。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批评家点名批评诗人的情况了,最多朝天空胡乱鸣枪示警一下。你好我好大家好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?李锋不这么认为,他常在朋友圈摸一些著名诗人的屁股。有几个诗人,可说是诗坛炙手可热的红人,他几次转发的评论语,都是直接否定。敢于公开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,其实也是亮出自己诗歌美学的白肚皮,在人云亦云的诗坛,这种态度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评论者的独立精神。有人说李锋的评论有明显的偏见。对一个评论者来说,坚持自己的偏见,就有了原则性。完全没有偏见的评论者,是可疑的,容易和稀泥。其实,谁的评论都是偏见。敢于把偏见公开,不担心自己的错判,也无所谓冒犯谁,首先是一种可贵的品质。
至于李锋对某些诗歌的鉴定意见成色几许,我的印象是,他评选的诗,基本能体现出一个内行水准。尤其在最开始阶段,李锋关注的诗人有限,几乎会用心来阅读诗人的每一首作品,选评的诗,每每带来惊喜。后来,随着他选评的诗人数量大幅度增加,评选的诗里也有了一些水分。为此,我曾对他说,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自己的专注,遵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去选去评。可以看出,在他偏爱的诗里,有部分应该是由于他对诗人的喜爱而爱屋及乌使然,在他完全不能接受的诗里,有些是属于被风格一叶障目而形成的误会。但每个人都有权力只喜欢自己喜欢的诗,李锋当然有权力按自己的意思去做。
但有两位诗人曾和我当面表露出对李锋评论的不屑。他们都是学者型诗人。其中一位,用当时别人给他写的一篇评论做了对比。我费劲地浏览了那篇评论,学院派,旁征博引,充分展示了评论者的相关知识。文章想要说的诗歌观念看起来有些新意,按我的偏见,虽不能说诗歌完全不需要那观念,但它确实于诗意思不大,所以显得整篇文章是作者在夸大其词,勉为其难地在评论者观念和诗人作品之间建立联系。谈诗需要思想的碰撞,也需要灵魂和灵魂的感知。与不够成熟的思想比起来,不妨多信赖一点后者。李锋要阅读被评论诗人的几乎所有作品,也是尽可能去感知另一个灵魂。他对诗歌的解读,很少借助于空洞概念,总是从真切感受出发,从具体的作品肌理出发,就诗论诗,不套用一些现成的帽子。应该说,与学院派评论家相比,李锋是从阅读者方向出发的评论。
诗歌评论,通常是从批评家或诗人角度出发的。在某些专业批评家看来,李锋的评论可能显得不够高级。但如果他所说的高级是指知识的话,有可能。但有一些批评家认为高级的诗,却屡屡来自于对诗的误读。而李锋,让我体会到,批评不只是从专业批评家角度或诗人角度发出的,从阅读者角度出发的批评,有另外的效果。这里,先要把李锋从通常意义上的普通阅读者区分开来。他们喜欢把诗和心灵鸡汤结合起来,用表层的震撼,感动,道德,责任之类标签判定诗的成色。那样的诗也容易流行。李锋对这些东西表现出明显的抗拒,显示出他的不群。虽说他是从阅读者方向去感受诗,但他对好诗的甄别眼光,要远超某些专业评论家,他的点评,也独到,体现出专业水准。从阅读者的方向出发,在这里,准确一点说,是从诗的方向出发。不盲从任何诗人的名气,人情,和人云亦云的诗歌观念,而是遵循自己的第一手阅读体验和感受,将读诗的真实感受,作为唯一坚持的原则。到目前为止,我没有看到他身上有多少世故因子。
关于诗歌和批评的关系,可以打个比方,诗歌是一面鼓,评论者是敲鼓人。每个人敲击鼓的不同位置,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。一些人,举着一个棒槌来到一面鼓前,像印第安人一样手舞足蹈,敲鼓动作似乎有模有样,如果他的视力根本看不清那面鼓的具体位置,他高高举起棒槌,不过在用力敲打空气。他若偶尔敲到了鼓的侧面,就兴奋地以为那棒槌敲打木头的声音就是鼓声。还大肆骄傲地向旁人宣扬。没听过真正鼓声的旁人,也被忽悠,以为那刺耳的棒槌声就是鼓声。他若想敲好鼓,先得练习把棒槌大致能敲打在鼓皮上。你也要明白,有能力击中鼓芯的人,是少之又少的高手。你要用心去听真正的鼓声,不要被举着棒槌的路人甲忽悠。你经常听到的那所谓的鼓声,一些是恶意侮辱的声音,一些是廉价表扬的声音,多是以讹传讹的噪音。
但既然所有诗歌批评都是再创作,创作是自由的,批评也是自由的。他怎么去评论诗歌,把一面鼓敲出任何声音都是合法的。但批评的自由不意味着你可以无法无天。批评的自由终究要建立在作品的自由之上,它只能是带着镣铐的舞蹈。有些评论者可能过度夸大了批评的自由。有些评论者的艺术感受力,部分被自身僵化的诗歌观念屏蔽,部分被一大批献殷勤的诗人屏蔽了,不再具有阅读当代诗的能力,但因为他手头麦克风的音量大,常发出大而无当的声音吓唬人。我和另一位优秀诗人交流过,为什么一些诗歌选本,总是选不到自己的好作品?又选了那么多有名无实的诗人烂作?因为,他们确实不再有辨识当代好诗的能力。所以,我唯一的希望是,他们不要利用手头的资源,急于编写当代诗歌史。因为,那很大程度上是在擅自改写当代诗歌史。
可能也因此,影响了诗人和读者对诗歌批评的信任度。有人说,任何评论都是可疑的,从本质上来说,确实如此。但并不是说评论就没有了价值。如果说诗的意义,主要在于没有说出来的部分。作品的深度,也埋在那没有说出的部分里。而那一部分,需要靠专业的阅读者,即批评家来完成。阅读者的深度,其实也成了诗歌的深度。所以,我们依然需要对所有批评家寄予期待。在诗歌战场上,批评家不负责探测敌情何在,消灭敌人。他属于必需的后勤部队。诗人当然不能把批评家这样的重要战友,当成敌人。
在今天的新锐批评家队伍里,拥有文学类博士学位基本属于标配。李锋虽然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,但他只在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获得过本科学历,远谈不上科班出身。他也不认为大学老师对他有多大教益。他对诗的洞见,全来自于他抛开教材的阅读和自我教育。李锋属于典型的草根评论家,也没有占据什么资源,但他对诗的如痴程度,对某些好诗类型的敏锐度,可让一些写诗、搞评论的汗颜。他已经把诗歌评论当成了生活的重要部分,为此他每天坚持大量阅读,也跟踪阅读他喜欢的诗人的所有作品。在评论作品时,他一直很谨慎,坚持老老实实地就诗论诗,很少把自己意见凌驾于文本之上,言论基本可以吸附住文本。对一般的阅读者而言,他的点评显得很接地气。
要说,这本集子里,你读到的未必都是好诗。按我的看法,有些诗过于简陋了。但我相信一点,李锋选评的诗,在各诗人自己的作品系列里,它们应大致处于好诗之列,或是值得关注的,或是比较特别的作品,而乐意去阅读。在我认识李锋的这短短两年多时间里,他凭着自己的勤勉,已经评论了数百首诗,正式成册的就有三本了,在江湖上也收获了一些好评。若从时间长度来看,相对他漫长的批评创作之旅,这还只是他的开始阶段。他严谨的工作态度,让我联想到德国战车,有着无往不胜的力量,朝着既定的诗歌高地推进。那么,最后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可能?至少,我是充满期待的。
——《李锋评诗3》序
2018.2.1 万国城
谭克修往期文章导读
(点名字阅读编委作品)
名誉顾问:杨 炼
总 编:木子(枫叶丹)
作家诗人:《作家诗人名录》第八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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